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移居他国寻找科研机会。2018年，兰德欧洲（RAND Europe）开展了一项关于国际流动的调查，在将近2500名的受访研究人员中，四分之三表示他们在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有过出国工作的经历。调查还发现，虽然职业发展与出国存在相关性，但不得不说申请签证有时候费钱又费时。

美国的签证和移民政策致使一些国家的科学家不得不延迟入境，有些甚至无法入境。

来源：Alex Wong/Getty

国际流动本身就涉及各种复杂的决定，而延迟出签和拒签更会让形势难上加难。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暂停容许部分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包括几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此外，某些国家不透明的移民流程、持续不明朗的脱欧前景，以及部分地区日益高涨的反移民情绪，尤其是在那些被科学家视为首选地的国家，这些因素都在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数据显示，美国研究生项目的国际留学生新生入学率在2017年下降了3.7%。2019年3月，英国政府为了提高国内留学生的数量，允许留在当地求职的英国大学的毕业生将签证延长一年。在此之前，这类签证最多只能延长4个月。不过，一旦英国正式脱欧，在英读书的欧盟学生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学费。

在此，五位研究人员将与我们分享不断变动的移民政策给他们的事业造成了哪些影响，并为国际科学家提供一些建议（见“签证建议”）。

我是伊朗籍，背井离乡十多年了。由于美国针对中东一些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发布了旅行禁令（虽然在法院屡受挑战，但禁令依然有效），导致我去年无法参加在美国加州圣迭戈举办的神经科学学会会议，展示我的墙报。我大约支付了500美元的签证费、会费和会议注册费。我一共接受了两次面谈，详细回答了签证官的所有问题，包括我在美国有哪些计划，以及我是否知道旅行禁令等。最后，我还是由于禁令被拒签了。由于我是我们实验室中唯一能清楚解释这项研究的人，我的同事和我最终决定取消墙报。

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它不仅是个交流研究的场合，还可以拓展人脉。我现在是一名高级博士后研究员，希望明年能够顺利找到一份独立职位。当时被拒签让我失望极了，我的钱和时间都打了水漂。

今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神经科学学会十月会议邀请我在专题研讨会上介绍我的研究项目，但我不会去现场。组织方已经承诺为那些被拒签的人士提供远程报告的方式。我们可能会事先录制报告内容，理想的情况下，我可能还能回答一些现场提问。能够进行远程报告的确是一大进步，但它无法替代本人亲自参加。远程报告的曝光度不如现场报告来得高，也无法在一些非正式场合进行深入沟通。

被拒签后的一个礼拜我都没心思工作，整个人感到消极沮丧。讽刺的是，2018 年的会议提案把我列入其中的做法从表面上看对我是有利的，因为会议投稿指南上明确要求兼顾演讲嘉宾的多样性，不仅要性别平衡，还要种族平衡。

即使在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前，美国对中东人士的态度就不是很开放友好。2013年，我在澳大利亚读完了博士，希望能去美国做博士后。当时，澳大利亚最常见的工作签是457签证，457签证的要求比美国的更容易达到。于是我在澳大利亚多待了一年，希望能获得永久居留权，但后来才发现一年并不够，还要追加一年。最后我决定离开澳大利亚，我不想浪费更多的时间耽误职业发展。

博士毕业时，我获得了几个博士后的面试机会，3个在欧洲，2个在美国。我在面试前三个月就开始申请美国签证了，但签证迟迟下不来，只能任由机会擦肩而过。因为这次面试和无法参会的经历，美国已经从我的职业规划中消失了，我现在只把目标锁定在欧洲。我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不能自由出入的国家。

科研同仁也能采取一些实际行动表示支持。首先，我希望美国的专业学会可以考虑在世界各地轮流举办会议。第二，在我无法参与神经科学会议后，学校其它系的同事邀请我去演讲，或去其它国家参会。他们的支持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编者按 ：澳大利亚在2018年3月废除了457签证，代之以临时短缺技术工作签证。

我来自莫斯科，是莫斯科国立莱蒙诺索夫大学和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联合培养博士。博士毕业后，我去了美国哈佛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招收你的学校会帮你处理签证事宜和背景调查。我当时只用一个月就拿到了签证，但我认识的许多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国际研究人员都抱怨说背景调查要很久。

2015年，我前往巴黎的居里研究所（Curie Institute）担任高级助理研究员，之后去了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做访问研究员。我发现进出欧洲要容易得多，尤其是开放边境的26个申根国家，如德国、西班牙和挪威等。

从欧洲境外进入这些国家只要一个申根签证就够了，办理时间一般只要两周。这样一来，我就能灵活参会、度假，还能回莫斯科看望家人。

目前我在伦敦做一个两年的独立研究员项目，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之前拿的是Tier 2一般工作签证，这不是我在美国或法国拿的那种高技能专业人才签证。英国不是申根国家，但我所有的合作者都在申根国家。为了维持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我需要四处奔波。我每次都要申请特定国家的签证。比如为了去维也纳做演讲，我支付了约100英镑（约合111美元），更要命的是，我花了两周的时间准备材料和递交材料。如今，申请签证俨然成了一份全职工作。有时候，我被签证搞得狼狈不堪。

作为一名具有这种国际背景的研究人员，我感到尤其不满的是，资助机构和经费评审方并不在意我花在签证申请和出差上的时间和精力。要知道，在研究项目完全启动前，至少要三个月的安顿时间。申请经费时，评审方会考虑到疾病或怀孕等因素，但从来不考虑我们人生地不熟，需要自己找房子这些问题，而这些在伦敦简直是噩梦。我非常感激自己接受过的国际化训练，并将此看作一个应该接受的宝贵机遇，但它也不全是优点。

现在，我在权衡几个重回欧洲大陆的机会。在那里，我可以更好地维持合作，去别国参加会议，还能全世界到处走。

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次大范围讨论，关于为科学家特制一种欧洲护照，帮助规避以上提到的种种问题。我真的希望能有那么一天。

同时，我也想和资助机构、经费评审方、同仁、人力资源部门、政策制定者以及整个公众坦率地谈谈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改变人们对我们职业的看法。科学家是一个兢兢业业、身处高压之下的群体，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尊重。

在任何国家办签证都绝非易事。我来自美国，最初想去印度做博士后。光是申请印度签证就花了一年的时间，职位也最终落空。

2015年，我从美国搬到了英国，去剑桥大学做博士后，我当时拿的是Tier 5临时工作签证。

我的先生也在学术圈工作，他在2017年获得了班戈大学的一份职位，我的签证就换成了配偶签证。后来我也在班戈大学得到了一个研究员职位，又换成了Tier 2一般工作签证。

对许多人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移民的成本了。单是一个英国工作签就要大约3000美元。这个过程我经历了三次。班戈大学可以报销最新签证的部分申请费用。好在我也有点存款，但对于那些只拿助学金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无法负担这笔费用。

班戈大学和剑桥大学不同，我们每两周都要去学校员工那里进行登记。我对此的理解是，每所大学对受其资助的个人负有监管责任，但具体怎么做取决于学校自己。

在班戈大学，我每隔一个周三就要前往校园的某栋教学楼，在他人的见证下在虚线上签名，以证实签名者是我本人。

如果我无法出面签字，我就要详细告知我所在的位置信息。比方说，当我外出旅游时，我需要将我的目的地、飞行计划和入住酒店都列出来，或提供我父母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尽管如此，我出入境不受限制，可以随意来去。

编者按：班戈大学证实了校方会对受资助的国际留学生和员工进行考勤记录。学校指出，只要符合英国政府的资助责任要求，各个学校都可以自己制定具体流程。

我在2009年离开了伊朗，当时已经拿到了兽医学博士学位。我去了法国读神经科学的硕士学位，那是我的第一段海外经历。现在，我在瑞典工作，是我过去十年生活过的第六个海外国家。我从2012年开始在丹麦技术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我去美国杜克大学做了6个月的访问博士生。

2016年8月，就在我临近毕业之际，杜克大学给了我一份理想工作。当时，我在杜克的同事以及我本人都认为拿到签证，在2017年5月入职，从时间上说绰绰有余。

但是，特朗普的旅行禁令很快就颁布了。我的赴美签证申请惨遭冻结。每一天都过得寝食难安，我每天要给杜克大学的同事发三到四次邮件。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杜克大学的实验室成员和我一样，都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那一头的PI——神经科学家Mikhail Lebedev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自愿付费并担责，以便我能拿到H1-B签证——让美国雇主从国外招收特定临时岗位员工的签证，但只能单次入境。也就是说，我只能进入美国一次。

对于科学家来说，单次入境是说不通的。你需要去国外参会、开展合作。你不能只锁在一个国家里。我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我是否能回国探望我的家人。当时的整个情况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毫不透明。

又过了几个月，Lebedev建议我考虑B计划，他给我写了一封非常出色的推荐信，帮我拿到了瑞士洛桑的一个博士后职位。我在2017年8月入职。

我当时等了三个多月才拿到签证，但只要5周就拿到了我现在的签证，目前我在卡罗林斯卡学院做博后。

不幸的是，我无法计划下一步的事业发展，我还是会考虑美国，但在当前的整体局势下考虑并不现实。

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和别人说不要过早地失去希望。在我出国读博前，我申请了90多个地方，大部分是欧美院校。

一旦你获得了某个职位，尽快完成签证申请，因为这个过程通常都会比预想的更长。同时，让你即将加入的实验室知晓你的签证进度，也非常重要。

我已经换过三个国家了，澳大利亚占了两次，但每次的体验都不一样。在南美完成硕士学位后，我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攻读博士。那时对学生签证的要求很不同，但不变的要求是，申请人必须得到学校资助，通过英语能力评估测试，提供学校成绩单且过去五年无犯罪记录。

这个过程有时候非常复杂。比方说，我需要有飞澳大利亚的机票才能申请签证，但学校在我获得签证前又无法完成资助手续。我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买机票，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签证。这个过程很煎熬。

我在2015年去法国做博士后时，研究人员签证并不难拿，但也有一些障碍。法国要求学位证书认证之后才能入境法国，这就要先将学历证书翻译成法语。我在2015年2月已经博士毕业了，但直到6月才拿到了我的学位证书。我春季就收到了博士后录取通知，但由于这个认证要求，我不得不等到10月1日才能正式入职。

2017年10月，我在法国的合同到期，我获得了澳大利亚的一个工作机会，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学校。我的签证申请一直卡在文件评估阶段，因为那个时候移民局正忙于将已经失效的457签证替换成临时技能签证。我本来计划在2018年初开始新工作，但一直到8月份才回到澳大利亚。

我之所以决定回澳大利亚，一是这份工作很有意思，二来学校也能支持我。而且，我已经在澳大利亚待了近四年，对那里的银行和大学都较为熟悉了。我希望能够很快拿到澳大利亚的永久居留权，虽然我不确定是否会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但一旦我拿到了永居，雇佣我的单位就不用支付额外费用。我也能较自由地出行了。

换国家、重新了解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是一件难事。下一次我想变动前，我一定会三思，并考虑变动成本。